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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道家自老子之后，最著者有列子与庄子，他们所著的书，俱为后来文学者所最喜悦者。列子，名御寇，其生年略前于庄子，所著书名《列子》。或谓列子并无其人，其书乃后人杂采诸书以为之者。（或谓《列子》为六朝人所伪作。）但其文辞却绚丽而婉曲尽致，很能使读者感动。举一段为例：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筿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桡。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问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汤问》）

   庄子，名周，蒙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死于公元前275年前后。他甚博学，最喜老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其文字雄丽洸洋，自恣以适己。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他的书《庄子》，现存33篇，其中《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是后人伪作的。在下面举的两个例子里，可以见他的美丽而雄辩的文辞的一斑：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域？”……（《庄子·秋水》）

                  今日摘录

顾准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这样写到：“把天地宇宙的‘道’搞成了在逻辑上完整的学说的是庄子。然而庄子的主旨和老子是绝然不同的。老子是为侯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然隐世遁世的话。庄子把老子的道弄到另一个方面上去了，然而绝非老子本意。”[1]这种说法乍看有些惊世骇俗，但仔细想来还是有根椐的，老子固然也同情百姓，固然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并由此而怀疑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他的五千言重心究竟是什么呢？恐怕还是在于政治，在于如何治世。在《老子》一书之中，对于王侯将相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建议简直是俯拾皆是，在《德经》中犹为明显。他的理想是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不是无人而治，无为而治也不是其它什么，恰恰就是治世的方案。所以他的重心在于政治。而庄子的重心则在于个人的自由，即“逍遥”。其隐士思想更重。《史记》记载老子是个史官，怎么说也是个官，而庄子则绝不同，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但关于他不肯出仕的传说则更吸引人。而且《庄子》一书中隐约可见其身世的消息，可以见得其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其对现实的失望是深刻的，遁世思想是坚决的，这与老子不同，老子始终不忘对帝王将相出谋划策。当然，他们也还有一致的重心，那便是保真全身。

一般说来，哲学思想的提出总归于用，用的出发点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由此我们确定一条由学术之用到其学说产生的线索，及学说产生之后如何指导其用的线索。老子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怀疑与治世的渴望，提出了他的“道”，希望人们守道，返道，“致虚极，守静笃”，从而建构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而庄子出于他遁世避世的需要，将老子的道发展成为相对主义，自然主义。由此观之，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就不点自明了。

由上文分析可知，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从目的上来说，一个重心在如何治世，一个重心在避世，这的确是关键的线索。沿这条线索，我们再看看他们思想的不同。

从哲学上来说，庄子与老子最大的不同是从《齐物论》开始的，老子没有齐万物，齐是非的思想，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根本的改变。但是改变却不是没有依据的。老子的思想中心是“道”，道有什么特点呢？道是一个整体观念，道不是矛盾的某一面。但是老子思想里，静的一面似乎更符合于道。不过无论如何，老子承认的事物对立面的存在。事物的对立面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矛盾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可以向对立面转化，但是这种转化被老子看做是一种必然趋势，无抗拮性。因此，人若是要长生，君王若想长治，那么怎么防止那种满则盈的必然转化呢？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到矛盾未生的状态，所谓“仁义出，有大伪”，回到仁义未成的状态，则无此弊病，然而这毕竟不现实。还有一种办法，是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守住矛盾的弱的一面，静的一面。表面的现实如“功遂身退”等主张。这种哲学观点也是老子的社会观，历史观的体现。而庄子则不同。庄子也同样有老子这种倒退的社会观，但是他更彻底，庄子将老子的形式的对立也取消了，是为“齐物论”。在《齐物论》里，庄子否定万物有差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他也否定了是非存在，在他眼中，是非标准被解放了，“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最后，他甚至否定了物我的分别，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实是庄子的创举，而非老子哲学所有的东西。

应该说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差别最大的也是在这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因此说庄子的道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老子的道则更近于唯物主义，差别也就是在此了。不过，庄子的道未尝没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最大的差别实在是庄子的道与我为一，人的主体也成道的一分子，这是自然主义的思想，而在老子的思想里，道更多地表现为规律性的东西，而人在道之外。

以上分析了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的不同，老子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道”，人要顺道而行，是“守道”。而庄子站在“道”的立场上，站在“道”的立场上看，则万物莫不相同，从而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从上文还可以得知，在老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比较分明的，而庄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就没有分别了。因此老讲守道，而庄子讲得道。庄子也讲守道，而老子却不讲得道。如《老子•三十章》说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这里讲的是守道，人不是道，但必须守道，否则为不详。而庄子则不同。庄子虚构了许多得道真人的状态，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逍遥游》里的描述：“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其尘垢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物是很符合庄子的理想的，逍遥自在，绝对不参与政治，“其尘垢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自然是绝对自由的。但是得道如何可能呢？正是从“万物与我为一”的齐万物的思想而来，既然人是道的一部分，那么主体的存在便是道的存在，道并不消亡，人纵然有生死，但是生之前、死之后人又在哪里呢？岂不是在道里吗？他把人看做道的产物，因此，人应与道携游无羁，这样既不生不灭了。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那条由“用”到学说的产生的线索，庄子梦想逍遥游世，绝对自由，在这里从哲学上实现了。而老子梦想的是太平治世，但同时又怀疑当时的社会秩序，因此提出了他心中的“道”，人要依道而行，从而提出了他治世的一剂药方。当然，他们亦有一致的地方，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充满不满与怀疑，对于下层阶级富有同情之下，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统治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而庄子与更进一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因此，庄子也讲守道，但老子不讲得道。

初读《老子》与《庄子》，一眼便可看出他们的一个不同，那便是文风的不同，《老子》简约谨慎，字字千金，《庄子》恣纵洒脱。其实这不仅是风格上的不同，也是思想不同的表现，老子守道，固谨慎处虚，庄子讲得道，固逍遥自在而无端崖。这是根本的不同，以下我们再看看他们在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方面的不同。

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因为老子的道更近于柔弱的一面，所谓“柔弱胜刚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这种静的段向实在是老子的主张，动虽然也是道之动，但是动最终还是要返的，即返回道的本真状态，只有静才能常保不变，只有卑下才能才保不变，所以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那么庄子的人生观怎么样呢？庄子的人生观是坚决出世的，他最想往的人生状态就是得道真人的状态，绝对自由，水火不侵，“庄子是一个在大悲局中的无可奈何的人，于是一切以自然的命来解脱”[2]，应该说庄子对于命运是不抗争的他想通过人天合达到自由，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命是无可抗拒的，“天地岂私贫我哉？本其为之者而不得也，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命实在是道的一部分，人不能改变命运，只能顺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是把人消解了，从来达到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改变命运而得到的，而是顺从自然而得到的，由此，一切苦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梦想。那么，现实中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安时而处顺”，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秋水》），在世俗中游戏，虽然形不自由，但心却自由。这是庄子的人生观。

那么社会观呢？老庄的社会理想都是倒退的。不过，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庄子也一样，但更进了一步，他的最理想的社会并不是小国寡民，而是更加彻底的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溺，民以止矣。”（《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人类纯自然化了！这也就是庄子把人解放了的后果，这样的社会固然自由，其实也没有自由，因为自由的主体消失了，没有意志，何来自由？就实在是庄子的可悲之处，他硬是把悲剧喜剧化了。

再看看历史观吧。庄子的历史观是倒退的。其实由上文可以看出，庄了的思想其实是超历史的，是非历史的历史观，他虚构了许多人物，老子还想有一个社会，庄子这里连社会的存在也可以不要了。

老庄的思想实在是非常宠杂，而且有很多原本就说不清楚的矛盾，因此绝对化了是不行的，彻底的比较也不是本文所能做到。总结全文，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异同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人生，社会的理想的异同，因为他们即有一样的社会观，但又不完全相同，庄子对于社会的怀疑更为深刻，对于社会的绝望同样如此，因此老子还热衷于提出治世方案，而庄子则解构是非，解构社会，这些异同是理解他们学说异同的中枢所在。

有人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庄子是唯心主义的，我认为不必然，在老庄的体系里，唯物与唯心并不分明，因此后来的唯物者与唯心者也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过，看看后世的禅宗、儒家的心学与《庄子》齐物的思想的关系的确是别有兴味，其实从庄子开始，人就成了一个小宇宙。总而言之，老庄之间差别是大的，但同时也是模糊的，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老子列子庄子年代先后和用庄子老子列子起名字好吗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